本刊三名记者分别对贫困的四川邛崃山区、富裕的浙江温州玉壶镇和大城市北京、上海展开调查，我们会看到，在乡村和中小城镇，人们会很现实地考量在教育上的投入产出，一旦有其他可能，就不再把上大学当成惟一的进身之阶。而在大城市，人们对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然而，在今天，这种惯例已经显示出维持不下去的迹象。

　　大学，上还是不上？

　　“山区的农民都是非常现实的，你给他说得 天花乱坠也没用。如果他们感觉上学的钱最后收不回来，是绝对不会让孩子去的”——一位山区教师

　　北京西四环外的世纪城旁，有一片绿地，50岁左右的园丁孙文强正在挖树坑。孙文强从家乡出来打工已经有20多年了，从每月挣200元工资干起，现在他每月的工资已是700元。这700元钱，他每月只留给自己50元做生活费，再划出150元，是为将来买的一种养老保险，其余500元，他全部寄给正在上高一的儿子，作为学费。儿子每年的学费，是6000元。

　　“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孙文强说道。“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

　　与这位辛苦劳作的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关天茶舍”发的一个帖子：“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就这样点点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这个帖子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跟帖多达上千条。

　　山区青年的憧憬与现实

　　从成都市往西南75公里，就是邛崃。这里地处丘陵，除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平地)，四周群山环绕。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005年的人均GDP是9033元，在成都所属的19个区县市中位列倒数第三，不足成都市区的1/4。

　　酒厂技术员田维和这里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这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穿行在乡间忽上忽下的小道上。前面是一道山梁，翻过去又是一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田维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他干的工作，是负责检查酒的装箱，并把出货的情况录入到电脑中去。学了四年计算机，这工作简直就像“玩一样”。自从上小学时起，他就憧憬着通过上大学，找上一份好工作：像村里以前那些大学生一样，进一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每月拿3000多元的月薪。而今天，他在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元，甚至不如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他骑的摩托车，还是一个没上大学的老同学借给他的。

　　田维初中时的班主任胡明清老师对记者说：“(田维)这孩子的成绩可好啊。他们那会儿的学生，每天都是5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了。现在的孩子跟他们那会儿相比，可差得太远喽。”

　　功课好，是田维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最好本钱。但在今天，上大学光是学习好是不够的。田维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学时，计算了一下，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要1万元。而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是5400元/年，剩下几千元钱的缺口要由家庭负担。上到大三时，在陕西汉中打工的父亲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好在田维只剩下一年的课程了，家里勉力支撑才把他的学业供了下来。他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毕生就业形势，比起几年前，已有天差地别。

　　邛崃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长尹全文向记者回忆：“在以前，邛崃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当时孩子能够上一个大学，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会来支持。” 胡明清解释道，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使自己不会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实际上，上大学还不是那时候邛崃农村孩子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中等师范才是最受欢迎的。”胡明清老师告诉记者：“在2002年以前，我们这个初中最好的几个学生都考到了中师，比他们稍微差一点的才会去考高中，考不上的就回家种地去了。”

　　“考上了中师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铁饭碗，国家负责分配，进了这个门，你便是国家的干部了。”胡明清说。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田维称作最“霉”的一代。因为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时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而后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够成为某所学校里的代课老师。

　　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和田维不同，田维的堂妹田宗秀从小功课就不好。两年前，刚上高三的田宗秀退了学，开始打工。“我从高中退学的时候，一位室友对我说：‘你一定会后悔的。’可我到现在也没有后悔。”她笑着对记者说道。虽然开始的时候，田宗秀发觉打工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累，还要难。在火锅店她吃过冷饭，在 蛋糕店老板拖欠了她的工资，在小吃店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最苦的，还是在成都郊区的一家鞋厂里，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夜里12点，中间只休息了1个小时，才最终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干完。虽然吃了许多苦，田宗秀却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她觉得这都是迟早要经历的。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那时每天回到宿舍累得就不想动了，但是心里却觉得很值。

　　事实上，田宗秀原来所在的平乐中学11班，在高一入学时有78人，等到高三下学期就只剩下30多人，于是学校干脆把这个班级给拆掉了。而在这30多名学生中，也只有十几个最终考上了大学，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田宗秀告诉记者，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大专，只要交学费，即使你没在学校，没有成绩，它都会接收你。但是，田宗秀觉得，即使自己读个大专出来，恐怕也会像周围许多人那样，找不到好工作，况且上学还需要一大笔钱。

　　在邛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费用大约为4000元，考上大学后，一年的费用将不少于10000元。而《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邛崃的情况还要低于这个平均数字。

　　邛崃市道左乡教导主任吴刚告诉记者：“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算计，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或大专，出来找不到工作，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打工。”而按胡明清的感觉，最近几年回来的大学生，有40%都非常后悔读大学。“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而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平乐中学政教主任吴忠说，为了便于管理和保证学校最后的成绩，学生一入学就会按成绩分班。这样，排名最后的3个班级到高三以后，会有大约60%的学生保留学籍去学一门技术或是直接去打工，而不再参加高考。而另一名平乐中学的老师张世蓉对记者说，“如今的家长已经基本不会因为贫困原因而让孩子退学，更多的家长都是因为就业问题而同意孩子放弃学业。”

　　根据邛崃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毕业的99级高中生，入学时的总人数是1831人，毕业人数则为1673人，比例为91.4%。之后的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到了今年，这个比例为79.4%。也就是说，这里的高中流失率达到了20.6%。

　　从高等学校方面的反馈，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一些就业前景相对较差的学校或专业，新生报到率不足问题凸显。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陈永芬对记者表示，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名额浪费，每次正式录取时，学校都会打电话征询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愿意来就读的才予以录取。但即便如此，该校今年最后仍有10%的学生未来报到。田维觉得，现在中学生的选择其实是更加理性化了：“比如考大专，就一定要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如果能考上本科呢，也不会随便考一个大学就完了，不好的大学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的。”

　　不上大学，往哪走？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能靠读书考出来，出路只剩下一条：回家种地。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却没有什么农村孩子再愿走了。以田维家所在的太阳村6组为例，与田维年龄差距在3岁以内的年轻人，95%都是在外面打工。不过与父辈们略有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还留在成都周边，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并且不再愿像父辈们那样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这一代年轻人也已不太在乎有没有城镇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已不再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与城里人所上保险的数额不同，但只要你在某个地方打工，他(雇主)都会给你上的。”田维说。

　　进城打工，也并非就是这些农村青年们的最高理想，田宗秀悄悄告诉记者：现在她每月至少可以存到500块钱。她已经算好了，等到存够两三万，就可以回去开一个卖手机的铺子。

　　和田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黄永科，比田维早一年就回到了家乡。因为功课没田维好，黄永科最终只念了一个体育师范的大专，回到自己当年上过的初中当了一名体育代课老师，因学历不够还当不上正式教师。

　　但大专生黄永科的心要比本科生田维的更大。他对记者说，教书对于他来说，只是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邛崃开一家健身房。黄永科算了一下，先期投资差不多要4万，这个钱自己一时也拿不出来，准备找几个人合伙一起干。他现在每周都有三天到邛崃市内的一家健身房带操，“当(健身)教练吃的只是青春饭，现在是在积攒经验，学习更多的管理理念，为将来打好基础。”黄说。黄永科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在邛崃的乡村，他很个别：不爱打牌，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我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打牌上；这一年来，我上课都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跟学生交流。我知道，我的普通话将来一定用得上。”黄永科还总是时不时地感慨道:“四川人休闲就是打牌、喝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一点健身的气氛都没有。要真的想做健身这一行，还是要去那些地方：北京、上海、深圳。”

“这些孩子几乎都不通过高考找出路的”——对于这里的乡村教育来说，一旦开拓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路子，教育这条鲤鱼跳龙门之路就会被放弃

玉壶：富裕乡镇放弃教育的孤本

从上午第一节数学课开始，除了起立，玉壶中学高三2班的宇杰(化名)几乎像雕塑一样，头埋到课桌的边缘，盯着这本在当地男孩子里颇为流行的魔幻武侠小说。即使老师上课巡查走过他身边，他也一动不动继续自己的魔幻旅程。

　　数学老师在讲维达定理。虽然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可是宇杰还不能理解这个定理，也不知道会解二次项方程，对他的未来有什么用。被视为玉壶精神领袖的侨领们，曾经给他们留下一句话：能写信就可以。

　　玉壶镇是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全镇2万多人口，在国外的是留守人口的一倍。大规模的出国潮从1992年开始，从此，出国成为玉壶镇小孩的主要出路。由于18岁以前以团聚的名义出国费用最低，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玉壶中学初中有5个班，高三只剩下3个班，高三2班是惟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18个人。

　　宇杰是班上的小说家。他学习的“教材”是《末世血皇》。这种怪诞的魔幻武侠小说是这些乡村小镇上男孩子最喜欢的题材。班上看过他小说的女同学评价：文笔不错，但是看不懂。宇杰大度地说：“她们女孩子就喜欢言情，我试着写过，没素材。”

　　对这些镇上的孩子来说，要获得想象以外的素材很难。欧洲的繁华，离他们的年龄很近，却离他们生活的城镇很远。镇上没有公园，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图书馆。一家台球室，一间电子游戏室，还有7家网吧，就是男孩子们常去的场所，或者是在几分钟就可以跑完的狭窄街道上，开着车呼啸而过。

　　宇杰从初三就开始写小说，但是他对语文读本上的文章却有些不能认同。很多世界名著，卡夫卡的变形记，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看不明白。”他说。

　　实际上，他从初二开始，除了语文、历史，其他的课程就已经听不懂了。

　　他的班主任吴老师说，“这些孩子几乎都不通过高考找出路的。”

　　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

　　胡梦洁的网名叫“追梦”。这位15岁的女孩子，刚刚初中毕业。喜欢穿白色T恤，扎一束直顺的马尾，白净的脸上透着乡村孩子少见的书卷气。

　　玉壶中学有一个传统，每年中考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文成二中——这在文成县是一所明星学校。考进去的孩子，高考至少可以考上“二本”，即第二批本科录取院校。梦洁考了730分，是玉壶中学第二名。

　　这是一个光荣，但家里的反应很平静。学习好在这里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情。梦洁喜欢数学，但是在镇上惟一一家新华书店关门后，只剩下的一家三味书屋，书都藏在店铺的侧面和里面，能提供给梦洁学习的教材也越来越少。梦洁还有一些和镇上小孩不一样的习惯：她喜欢看中央电视台10套的《人与自然》、科学探索，还有希望英语杂志。

　　经过二十几天的考虑，梦洁决定放弃保送文成二中的机会。她的父亲几年前去了 意大利都灵打工，在中考前几个月，她和妈妈、妹妹去意大利和父亲团聚的手续就开始办理了。对这个喜欢学习的女孩来说，她看不清哪条路更好。

　　梦洁选择出国后，还想去看一眼文成二中，但最后放弃了。这个远在县城、以高考晋级闻名的学校，据说像一个闭关修炼的秘地，大门禁闭，连家长给孩子送东西，也只能放在传达室。梦洁有些胆怯。

　　她说，当她努力备考时，只是怀着一个模糊的希望：“可以考上一个好学校，以后就会更好。”而最后的结果，“就好像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她有些惆怅地轻轻说。

　　教育和出国，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如今还在玉壶中学高三上课的孩子，大部分是邻村的，或者是父母没有在国外，没有那么直接的出国理由的孩子。胡圆只有哥哥在国外，因此出国不是首要考虑。

　　玉壶镇里长久的话题，还是在欧洲日进斗金的致富传奇。侨领们是镇上当仁不让的榜样，影响着玉壶镇年轻人的道路选择，甚至还可以“震撼县领导”。2005年玉壶镇外汇达到7个亿，占文成县的一半。它是文成县下辖乡镇里惟一有农业银行的镇，排名在浙江省农业银行的前十名。

　　留在玉壶的人，也常用欧元来度量生活。玉壶中学的老师周裕胜被学生们追问工资是多少。周裕胜说1500元左右。小孩子们惊叹一声：只有150欧元啊。我们到国外，一人给你寄一欧元，就是五六百欧元呢。

　　而胡圆对自己学校的评价是，虽然想学的孩子不多，但“如果你要学习，环境很安静，同学不会去打扰你。”胡圆想考音乐学院，有时候课间也会吊吊嗓子。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大叫，不要唱了，我受不了了。旁边就有孩子说，你让她唱吧，她要考大学。于是男同学转怒为喜，笑嘻嘻地说，那考上要请吃饭哦。

　　这种两种出路的互不干扰也反映在他们的分座上。高三2班的学生们自动将座位分为三组，第一组挨窗户坐的看小说的是6个男生，第三组最靠里，是爱讲小话的。中间最好的位置则留给了要听课的孩子。

　　教育和出国，在当地分别占领着两个位，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人们站在远处用尊敬的目光看着教育，胡全金的两个孙女在外地读书，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当地人见他会伸出拇指说：你们家祖坟埋得好啊。

　　但县城占主导地位的榜样依然是侨领。玉壶中学的周峰老师正在筹划将玉壶小学墙上的画像都换成侨领，以激励小学生们向他们学习。

　　为什么教育如此容易放弃

　　下午3点多，沿着玉壶镇的河边走——实际这已经不算河了。玉壶镇连遇了40多天无雨，整个镇惟一一条河——芝水已经干涸。在玉壶邻近的乡镇，农民们为此焦灼。但是玉壶镇的人仍是怡然自乐的样子。在这个人均土地拥有面积不到0.3亩的地方，从来无法依靠农业过活。

　　早在20年前，出国路径还没打通的时候，玉壶镇和中国其他农村没有两样：耕地为生，收入微薄，读书是离开这里获得好生活的惟一路径。周峰还记得，当时他两个哥哥，每天除了完成农活，就是看书。

　　周峰的父亲是自学成材，先是在农村当了会计，最后成了玉壶镇的镇委书记。周峰的妈妈则在周峰上瑞安师范的时候，跟着去那里进修了几个月。这样的家庭在当地算是知识阶层。这使得周峰在当年的选择上，成了班上的一个异类。“当时我和玩得比较好的两个朋友约定，他们都出国了，我们就不出去，我们在国内也要干一番事业。”

　　当时国家还实行就业分配，那时通过读书，确实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一些分配。周峰当年约定不出国的同学，现在都在 公务员系统，有稳定的收入。

　　可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小镇，通过读书进入行政体系，并分享到国家资源的数量毕竟有限。玉壶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周育朋曾经担任过乡长。他眼见着从1992年至今，这里共有24个乡级干部抛弃在内地颇受青睐的乡官乌纱帽，去了欧洲，其中有的还是乡长。“留下来，最多工资不超过2000元，加上奖金不到3000元。靠工资就能盖起房子，靠正当收入能盖新房子的，说不出5个。”周育朋说。

　　当年同班的班长回国来，看见周峰骑了六七年的摩托车，说：“我在国外奔驰都好几辆啦。”他现在在荷兰法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做酒店老板，资产上千万。

　　周峰说：“每个玉壶人心里都有本账。”按中国行政资源从上到下的分配体制，通过读书进入大城市，更多地分享国家资源，这是一条太遥远的路径，你看不到终点，像一条黑洞洞的甬道；而围绕你的现实是学费、生活费、垂老的父母，还有几乎没有升学希望的教育质量。相比之下，在玉壶镇，出国前辈们给后代一个一眼可见的光明未来。

　　但玉壶镇的经验并不具有普及性，实际上，就在与玉壶相邻几十公里的乡镇，那里的人并没有近水楼台搭上这条出国的致富之道。这些以务农为主的乡镇，读书还是跳出龙门惟一的办法。

城市中的教育崇拜：家长投入不计经济规律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龙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大约10年前，张艺谋执导、顾长卫掌机拍过一个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里面讲的全是因为上了大学使一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鲤鱼跳龙门的生动事例。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他们发现“好工作”多得遍地都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回忆说，毕业时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了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有若干同学因为嫌北京的饭不好吃执意回家乡，浪费了若干“留京指标”。

　　在2004年出版的，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于教育在中国各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过考察：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比如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主要的影响指标是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而到了1978年至1991年，则主要是看受教育程度了：因受教育程度高而进入全民单位的人，已是没受过高程度教育者的18倍以上。

　　“伴随着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人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文凭与考试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写道。这本书中的有关数据，截止到2001年。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及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后，教育还是不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

　　根据北京大学课题组的一份《2005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在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进了“体制”内，吃上“国家饭”的(即国企、学校、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仍占到了62.9%。(详见表)

　　另一份调查，是关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据《新京报》公布的一份数据，在7419名被调查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的人占到37.6%，排名第一。

　　对于有如此多的大学生想进政府机关，北京市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说，200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有18万，37.6%的比例就意味着6.8万人想去政府机关。但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取公务员的计划只有1万人，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也不过录取几千人，显然会令很多人失望。

　　1982年的时候，77和78两届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不过是41万多人。而当时的中国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已是多年没有补充大学生了。但2006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总数413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却已经基本饱和。这条向上流动的渠道，变成了极拥挤的钢丝索。这就是 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达到狂热的42比1的现实背景。

　　北京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钱民辉教授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今天城市里的教育迷狂：“在今天的城市里，家长们其实可选择的余地更小，农村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可以从自然、周围环境中找到出路，城市里，孩子没有上大学，他的就业基础就非常脆弱，他会去做保姆或保安这种工作吗？”

　　寄希望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学生已被赋予一种光环，公众也有一种普遍期待，似乎他是在政治、在经济、在文化，在各个方面什么都能干的精英，所以也成了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钱民辉说，“现在的大学，仍然是培养‘无所不能’精英的模式。其实，高等教育更多地应该培养人们的专业素养，但他们受的教育恰恰没有做这些专业工作的素质。”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将消灭教育崇拜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教育的狂热，或许是源自于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同一条路，同一个热门专业，同一个高薪职位。”改变一个城市的教育狂热，要冀望于教育分流。“农村的孩子资源有限，想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地位，无可厚非。但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下一代可以试着让位，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不是热门的专业就读。”刘京海说。

　　刘京海的女儿上大学，第一次入读的是复旦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到第三年的时候休学一年。在这一年的游荡生活里，她培养出了对戏剧的热爱，毕业后转读上海戏剧学院社会表演系的研究生。他女儿的选择，或许算是一个教育专家家庭的身体力行

科举式教育之终结

科举制度乃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科举的核心是把教育与选官捆绑为一体，接受官方教育、参加官方科举考试，成为获得权力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因而，科举制度开启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式平民政治，给了每个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让人们在忍受权力的肆无忌惮之时，又时刻幻想着自己通过这场智力游戏进入权力圈子。

　　如此以来，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必然异乎寻常。人民普遍的信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的想象，让整个社会把教育变成了一种拜物教。

　　这种教育崇拜一直持续到当代。高考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现代翻版。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国家雇佣全部大学毕业生，大学成为国家干部预备学校，毕业后即可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部门。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这些部门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收入远远高于非现代性部门。如此美好前景激励着家长、孩子投入激竞惨烈的高考竞赛中。

　　中国的教育崇拜传统与西方的历史有巨大差异。在西方历史上，教育由教会控制，经常表示出反对君主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科层官僚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也就不可能以考试选官。不过，这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格局，从而使近代自由宪政和资本主义有发生、发展的可能。

　　相反，科举制度是以权力中心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在这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乃是最优的人生选择，各种次优选择，比如经商，与读书做官的收益极悬殊。而接受过科举教育的士大夫成为社会的枢纽，但这一集团是纯粹消耗性的，需由国家财政供养。因此，科举式教育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受到分享特权之预期的激励，人们把大量资源投入教育，挤入士绅集团。但一旦该群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范围，导致社会危机。

　　其实，这也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不得不改革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根源，因为，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和国家福利，只能让他们进入市场自谋出路。这样，读书与做官之间出现断裂，干部科举制度即将崩溃。

　　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读书无用论”几度浮现。

　　这种变化在沿海一些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最为明显，在这里，国有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而通过个人创业、 出国打工、从事商贸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相当高。面对着人生的多元前景，读书当干部已不再是人生最优选择，青少年和家庭多了一份选择的从容，上大学只是出路之一。由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规划中相对下降了。

　　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教育迷信冲击也很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赶不上三流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教授的收入赶不上二流影视明星的收入。丁俊晖、王军霞更是对书本知识迷信直接发起了挑战。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后果的初步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花了很多钱培养孩子上大学，但国家却不再提供地位高尚、收入丰厚、分享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开始理性地计算教育的成本—收益，尽管高考-上大学-当干部的想象，仍然驱动很多人不计成本地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但种种现象促使人们换一只眼看教育，教育拜物教逐渐褪色。

　　在干部科举制度下，人们看到过很多为了供养孩子上大学而砸锅卖铁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固然感人，但终究是教育拜物教下的悲剧。观念的转变，或许可以让很多家庭绕开教育、尤其是高考的致命陷阱，更为理性地安排孩子和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部科举制度瓦解，教育拜物教倒塌，开启了社会健全发育的可能性。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秩序”。权力、财富、知识、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社会，公共治理以民主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社会治理以自治为本，经济、娱乐活动则通过市场机制组织。民主、自治、市场等机制共同治理社会，并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知识为惟一标准的。

　　大体上，民主和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机制，自治领袖依靠个人道德声望脱颖而出，民主代表和行政长官则由民众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在这两个选择过程中，候选人的知识水准并非是那么紧要的问题。

　　在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不是教育可以传授的。像盖茨那样的辍学生完全可以因其天赋的企业家才能而成为首富。现代发展经济学宣称，教育投入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当然没有太大错误，但它却转移了问题的焦点所在。归根到底，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竞争，效率来自竞争之下每个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包括组织创新、工艺创新，它更多地依赖于“窍门”，而不是教育所传授的书本知识。

　　因而，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GDP指标——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在高考，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市场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人已经在私人企业中生活;民主在基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确实“无用”了，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当国家干部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像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